我在乡中学工作了六年，教语文。回想头几次上讲台的情形，似乎没感到紧张。记得我安静地走出那间破旧的瓦房，对着满是草色的操场只微吸了一口气，连周边的空气都没惊扰。
　　“当，当当，当当当。”矮个子的年轻女工踮起脚尖，用手中的铁锤使劲敲打悬在房梁上的厚铁片，发出上课的命令。我分明看见，那女工好像始终站不稳，抡起的手臂没有一点均衡感，敲出来的声音少了连贯，好像一方工整的古碑上不间断地被风化掉了几个字。
　　稍等片刻，第二次铃声再次响起，我大步走向讲台，台下灰头土脸一大片，齐刷刷起立，山呼“老师好——”吓我一大跳。今天上第二课，课文是当代作家王之路的《羚羊木雕》。其实，课文于我而言也是陌生的，但我并不担心我讲不好，因为很多语文课都是一个套路，僵硬得如同花鼓戏程式化的表演。况且，教学参考书对教课的程序安排得滴水不漏，我只要翘着舌头用带有本地标准口音的普通话复述一遍即可。
　　一切进展如我所愿，很顺利。乡间的孩子思维拘谨，课堂变得毫无悬念。课文梳理完之后，我自己都觉得腻歪，于是改变了方式，先让大家分组讨论文中观点，然后派代表发言。爸爸妈妈看重的是木雕的贵重；奶奶是一颗老练的辣姜，沉默了好长一段，最后松嘴说“算了吧”；万芳的不理解是暂时的，许是事情来得太突然，木雕刚拿到手上还没焐热，友谊的小船就遭遇一场猝不及防的反悔；万芳妈很正直，二话不说，直接质问万芳“你怎么能拿人家这么贵重的东西呢？”还表示“待会儿看我揍你！”在这种情势下，“我”成了一锅夹生饭，又像是盘子里长相不好的一只饺子，被不同的筷子挑着、拨弄着，始终不知道下一步该往何处去。在我指点江山般的暗示下，大家讨论的结果出奇地一致，每一个人物都给贴上了价值标签，如癞子头上的苍蝇——清清楚楚。
　　“我觉得万芳做的没什么不对！”一个小男孩在我总结的时候兀地站起来，口齿有些不清，每个字都哧哧地响，带着风。
　　“为什么呢？”大家都认为万芳接受木雕本不是错，在“我”毫无征兆地要回时，应该问清楚缘由，然后坦然地交还那个珍贵的羚羊木雕，而不应该质问“怎么能这样呢？”但这个小男孩表示不赞成，刚才小组发言的时候，一直嘟囔着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仿佛要从我这里要回什么东西。
　　教参的逻辑装在我心里，像一把尺子，把持着教学内容的朝向。但这个小男孩的问话横插了一杠子，打乱了我原本风平浪静的计划。
　　为了表示尊重，我给了他一个表达的机会，虽然我内心有些许不乐意。他继续用漏风的普通话说，对于“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反悔，万芳是没有心理准备的，以前两人玩得很好，互相帮忙，能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羚羊木雕的事件上，应该给万芳一些时间缓冲，甚至根本不应该要回那个木雕。
　　他说的好像有道理，但又似乎哪里出了纰漏。眼看着时间滴答滴答漏油似的消逝，我有些慌乱，胡乱应付了他几句，继续按照教参的思路，匆忙结束了那堂课。
　　很多年后，虽然不再当语文教师了，但这堂语文课始终成了我的结。我经常想，也许当时我就没好好领悟这篇课文。或者，我根本就不胜任当一个语文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