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除夕，二十五岁的诗人黄景仁感慨万千，写下了《癸巳除夕偶成》两首。
　　其一：“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其二：“年年此夕费呻吟，儿女灯前窃笑频。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
　　除夕夜，星空中太阳和月亮已经隐去，只有苍穹下一颗星如月，孤独地悬于中天。暗夜如漆，市桥悄立，路人不识，天上孤星如巡天之彗星，却以一星之芒，夺满月之辉，不知不觉中诗人竟然看了多时。我们不禁疑惑，他是在看星星吗？诗人的忧思何在？过年的孩子岂能理解？
　　隐藏于千家欢笑之下的是清王朝潜在的危机。比如官员贪腐成风，土地高度集中，不堪其苦的各地百姓揭竿而起。朝廷在文化上高压和怀柔并行，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考据之风盛行。黄景仁对此忧心忡忡，从而在诗歌表现上，常常与“煌煌盛世”格格不入，“好作幽苦语”。“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一个不被时代认可的知识分子，或者一个无法融入封建专制社会的人，此时羡慕或后悔的也许是自己不该继续做诗人了。纵然才高八斗，诗作让洛阳纸贵，但这些没有给他带来境遇的改善，依然贫寒、奔波，过的是寄人篱下当幕僚、应试被黜落的灰色日子，这岂不让黄景仁心酸、落寞？！
　　唐代诗人温庭筠过毗陵（今江苏常州）东汉蔡邕墓时，哀其残败荒凉景象而作《蔡中郎坟》一诗，感慨怀才不遇之命运。诗云：“古坟零落野花春，闻说中郎有后身。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温庭筠借蔡邕所处的时代和具体遭遇吟咏，其实是想告诫那些怀才不遇的士大夫，不必费尽心力写诗作文，因为根本就没有人欣赏和提拔。蔡邕因为上书议论朝政，被诬陷流放，瘐死狱中。
　　黄景仁是“毗陵七子”之一，诗名最盛。《清史稿·文苑·赵翼传》记载：“其同里学人后于翼而知名者，有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黄景仁、杨伦、吕星垣、徐书受，号为‘毗陵七子’。”黄景仁诗学李白，多写穷愁不遇、寂寞凄怆之情，豪宕感慨，哀怨婉丽。黄景仁之孙黄志述在《两当轩集考异》中曾说过，“两当”这两个字是黄景仁从《史通·隐晦》篇“以两当一”中选取，并用“两当轩”来命名其书斋和部分诗词刻本。据《史通》内篇卷六·叙事第二十二篇记载：“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其意指，如果没有突出的才能，思维又不敏捷，就会花费很多词句，才能把一件事说清楚，就像卖铁钱的人，以两当一，才能完成交易。黄景仁将书斋取名“两当”，乃自谦之意。黄景仁少年时代接连遭遇这么多的伤心之事，“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怎能不影响他对人生的感受和认识？诗人又敏感多情，这也就难怪他初为诗即“好作幽苦语”。
　　黄景仁其实可以不贫困的。他十六岁参加本乡童子试，三千人中考了第一名，第二年便补为博士弟子员，俗称秀才，取得教书先生的资格，多少总可以收获些束脩以维持家用。但执拗的黄景仁“不愿授徒”，只喜欢作诗，“好益甚”，将时光岁月都付诸名山大川，“归必得诗数百篇”。爱好游历的黄景仁“每独游名山，经日不出，值大风雨，或瞑坐崖树下，牧竖见者，以为异人”。常人眼里的黄景仁甚至是怪异的：“景仁无兄弟，母老家贫，居无所赖，将游四方觅升斗为养耳。”“出为负米游”，即游幕，对他或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加之当时的一些名流仰慕他的诗名，也愿意为他提供机会，怎么一代才子竟至于落魄到讨饭的地步呢？“面长愧乞米，心枯乏藏酿”，“夜长自拥芦花被，共四壁、冷蛩都觉”，这些词句的自嘲与写真，都是诗人困苦忧愁的深刻烙印。
　　如前文所说，黄景仁为文作诗，岂能丧失尊严，损害诗文的纯粹性呢？！在时人眼里，黄景仁孤傲独行，末路穷途，科举无门，幕僚失败，空有一腔热血和才华。这种“士不遇”的现象在封建专制社会中比比皆是，清末尤甚。“俯视世俗中心烦，怅然欲与山鬼言。”黄景仁宁愿与山鬼为伴，也不愿与人交流，作品中寄寓了诗人孤傲独立、不同流合污的思想。在黄景仁身上，我们看到乾隆盛世背景下，清代文人生活的无奈。
　　复古诗学主张在乾嘉诗坛占据主导地位。“明末清初的民族民主的伟大思想早已沉寂，失去理论头脑的考据成了支配人间的学问。”以经典古籍的研究为重，学问考据入诗，用艳词华藻来饰美，前者流于枯硬，后者流于轻媚，皆缺乏真挚情感，失去了诗性思维，失去了创造精神，“学人之诗”流为时尚。在许多诗人或对统治者自诩的“尧舜之治”大唱赞歌，或钻进故纸堆以明哲保身之时，天性倨傲的寒门俊秀黄景仁能率性而为，不被世风所染，继承独抒性灵、大写“诗人之诗”的传统，这实属难得，却也是他成诗人之名与人生之悲的根本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