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让我最难忘的一件大事——我成了“大学生”。
　　我弟兄四人，除了我，其余三人都是正规大学毕业。
　　1972年3月我高中毕业，回乡扛锄头、推小车。到了年底，我应征入伍，到了上海警备区警备师。后来提干，被调到政治部当干事。
　　1983年，经部队领导推荐我去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学习。经过考试，被顺利录取，以半脱产的形式入校深造。那时，我与妻子分居两地，业余时间充足，晚上几乎都用来读书、学习。
　　与此同时，在我们机关内也掀起了参加自学考试的热潮。许多年轻干部纷纷报名，加入到自学考试的大军中来。离我们机关大约三百米，就是上海教育学院。学院与时俱进开门办学，辅导校外的自考生只收取极低的上课和组织考试费用。机关那些参加自学考试的干部，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天晚上吃罢晚饭，便相约到学院听课。我因已经在读半脱产班，开始并没有报名参加他们的学习。
　　没有想到，一个偶然的事件——其实就是一句玩笑话，让我也加入到自学考试的行列之中。
　　说实在的，自学考试十分艰难。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修。那时，大家的文化基础普遍很差，考试成绩都不理想。当时的考试安排是上、下半年各考一次，每次考四门。机关的那些干部一次只报一两门，能够顺利通过，就算不错。一门不过的，也挺正常。
　　记得有一个姓阚的老乡，也参加了自学考试。他的基础相对较差，脑瓜又不算灵活，学了一年考了两次，仅仅通过了一门。他经常在我面前叨叨：“哎呀，自学考试太难了，不像你这样脱产学习的，只要能入学，最后毕业手拿把掐。”听话听音，锣鼓听声。他的意思，明显是羡慕加忌妒。说得多了，我有点烦。有一次，他又在我面前唠叨，我随口说了一句：“有什么难的？下一次，我和你一块儿去考！”老阚一听，来了精神：“真的吗？”“真的。下次再报名时，你帮我报上名，我和你一起考。”我说。老阚不放心，又追问了一句：“真的吗？”我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就这样，我上了自学考试这条船。
　　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从此，我每天晚上和老阚等人，结伴去教育学院听课。我暗想，头一炮一定要打响，不能让老阚等人看笑话。因此，听课特别认真，复习非常刻苦。
　　听了半年的课，到了考试时间。老阚问我：“你报一门还是两门？”我说：“报四门！”老阚很吃惊：“报四门？”“对，报四门。”我说。
　　嘴上说着，其实心里也在打着小九九。这时我已经在第二教育学院政教系学习了一年，有些基础课程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交叉的。我报四门，可以确保两门及格。这样，无论是老阚还是其他参加自考的干部，都无话可说。
　　考试后，分数陆续公布。有的同事与统计分数的老师关系较熟悉，成绩一出来，老师便主动通知了他们。我由于是第一次参加考试，老师不认识，只好焦急地等待着。大约过了一个月，有天晚上上完课，吴干事对我说：“老孙，走，我与你一块找老师查查分数去。”到了自学考试办公室，说明来意，老师问：“带准考证了没有？”我根本毫无准备，怎么会带准考证呢？老师说：“没有准考证号码，没法查，好几万人考试，是按照号码登记的分数。”我一急，对老师说：“全部号码我记不住了，后四位我知道。”老师一查，立刻大叫：“不得了！你全及格了！”又补充一句：“你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我简直高兴坏了。
　　消息不胫而走。在整个机关内，参加考试的，不参加考试的，都知道我一次通过四门课程的事情了。
　　到了下半年，我乘胜追击，又报了三门，结果又是全部顺利通过。据老师讲，上海只有一个一年通过八门的，是一名女记者。我也算并列第二名了。
　　参加自学考试者，一门课程考试及格了，发给单科合格证书；全部课程考试都及格了，发给毕业证书。就这样，我仅用了一年半时间，就拿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专文凭。
　　在此之前，我也顺利从上海第二教育学院政教专业毕业。两年之内，两张大专毕业证书被我揣到了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