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半年我常去太乙宫，发现住在这里的人，特别是西安翻译学院的师生，都把进城叫做“下山”。我想，太乙宫街道位于秦岭北麓，远非山上，怎么能把向北走说成下山呢？
　　今天下午，当我准备“下山”，走在太乙宫镇街上时，瞬间明白了这个叫法的来历。从一路漫坡的街道向下望去，坡下不远处的神禾原及远处的城市，确实尽在眼底。它们似乎都向山的这面倾斜着，犹如谁把秦岭和平原对折后，才刚刚展开，还未及抚平一样。仿佛只要稍微抖动一下，城市的建筑和山上的一切，都会从两边掉进那折痕所在的沟渠里。
　　我就从这里坐了公交车下山，一路沿着樊川，经杜曲，到韦曲的方向去。在环山路口，上来一对爷孙，坐在了我的后排。我那时正低头看手机，未曾注意他们的样貌。但紧接着这爷孙俩的谈话，让我对他们的样貌充满了好奇。
　　过包茂高速太乙宫收费站时，小孩儿看见了不远处的高速路，好奇地问爷爷：“这高速路可以通到哪里？”
　　爷爷说：“它向南、向北走，哪里都可以去。”
　　过省结核病院时，小孩儿又问：“这是什么医院？”
　　爷爷说：“这是结核病院。”
　　小孩儿问：“这能看什么病？”
　　爷爷说：“主要看结核病，别的病也能看。”
　　从一座桥下经过时，小孩儿问：“如果这桥突然‘嗵’的一声塌了咋办？”
　　爷爷说：“这咋会突然塌了呢。”
　　“我是说如果，如果嘛！”小孩以一种讨论的语气对爷爷说。
　　爷爷说：“如果桥塌了，救援的就来了。路被挡住，就不让咱过了。接着120、119那些救援的就都来了。”
　　每前行一站，小孩儿就问到哪儿了。爷爷细致地给他讲着这一站的下一站是哪里，介绍着附近的标志建筑。
　　到西江坡时，平地上排着一座一座的大棚，透过一扇扇简易小门，可以看到绿色的藤蔓和躺在藤蔓中间的小瓜，小孩儿看到了问：“这些棚里种的什么？”
　　爷爷坐了起来，透过车窗，向着大棚洞开的门望去，盯了一会儿说：“可能是西瓜吧，呀，我咋看有点像甜瓜。”
　　过桃溪堡时，几家店铺门口放着出售的墓碑，小孩儿又问：“这是干什么的？”
　　爷爷说：“这是墓碑，你在你老爷坟前不是见了吗。”
　　小孩儿想了想说：“这咋不自己刻，还要买呢？”
　　爷爷说：“这石头都是从外地买的，咱这儿没有。以前那墓碑都是自己刻的，你老老爷的墓碑就是咱自己刻的，有一天几个放羊的在那里烤火，把墓碑烧炸了。”
　　小孩儿问：“是谁烧的，咱咋不找他赔呢？”
　　爷爷说：“咱也不知道是谁烧坏的，不知道找谁。”
　　小孩儿推测道：“我咋感觉就是××他爷烧的。”很明显，这个××是他的小伙伴。
　　爷爷说：“那不是的，××他爷那时候还小，他那会儿不放羊。”
　　到杜曲派出所时，小孩儿对爷爷说：“这是警察局。”
　　爷爷说：“这叫派出所，不是公安局。”
　　小孩儿疑惑地问：“这为啥不是警察局，为啥叫派出所？”
　　爷爷说：“公安局人多，分局人少，派出所人更少。西安市局可能有几百人，咱长安分局有几十人，这派出所最多有十几个人。”
　　下山的路上，老人细心地回答小孩儿提出的每个问题。听这些回答的结果，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有知识也很有见识的人。我坐在前排，感动于这稚嫩的童声背后认识世界的好奇心，也感动于老人的耐心，更感动于这夏日的午后，萦绕在这辆车厢里祖孙两个朋友般平等的交流氛围，还有已经溢出车厢的浓浓祖孙情谊。虽然到站时我匆匆下车，未能一瞥他们祖孙的样貌，但他们的谈话，却久久地存留在我心里。
　　我想起二十年以前，当我像这孩子一样大时，曾与外祖母去舅舅家，我也一路都在询问所视之物的内在逻辑。比如人们为什么要把牛拴在门口，牛为什么反刍，等等。我忘记了外祖母当时是如何答我的，只记得她将这经历说给我的家人。家人后来提及此事时，都觉得我那是“太啰里啰嗦”。这或许就是我现在缺乏求索精神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