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书香门第中祖孙皆为官十分寻常，但两人先后在同一地为官且都留下清名的，却不常见。
　　四百多年前，姚如松、姚诚立祖孙从老家山西先后来到陕西洋县为官，接力书写了一段勤政爱民的官场佳话。
　　姚如松是明嘉靖年间的一名岁贡生。明代从地方学校推荐进入国子监读书的称为贡生，贡生种类颇多，有常规的岁贡，也有逢国家发生喜事而特别在岁贡之外加开的恩贡等。著有《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一生也只是岁贡生。
　　嘉靖十八年（1539），姚如松到洋县担任县丞一职。县丞仅次于县令或知县，是县里的“二把手”。史书中对姚如松不吝赞美，称他在洋县任职期间“黎庶饱食，民心悦服”。
　　在以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中，要确保丰收，就要抵御旱涝灾害，这就必须兴修水利。在陕南民间，有“一君命，二堰命；军务事大，堰务事大”的说法。在任的十一年里，姚如松相继辅佐了五任县令。除了料理县衙的事务外，他尤其重视对水利工程的筹划。
　　县里的溢水堰紧邻山崖，每当遇到山洪，就容易被冲毁。嘉靖中期，姚如松组织当地见多识广的老人实地勘察，听取他们的意见，寻求改善堰坝的方法。他事必躬亲，画了三十余张施工图。在姚如松的主持规划下，科学实用的溢水三堰修筑而成。《汉南续修郡志》中记载，溢水三堰累计灌溉良田两千四百余亩。
　　后来，姚如松因政绩优秀升任甘肃通渭县令，洋县百姓“夹道送别，为之泣下”。
　　姚如松之后，经过一代代人的维修加固，溢水堰相沿不废，恩泽黎民。一代代洋县百姓对这座堰坝的记忆，除了有鱼肥、稻香，也有对姚如松的感念。
　　在泣别姚如松的半个世纪后，洋县迎来了一位名叫姚诚立的新知县。《洋县县志》中这样记载他上任时的情景，当县民得知姚诚立就是姚如松之孙，百位已经白头的父老拄着拐杖去迎接他，姚诚立见到此情此景，感激涕零。
　　这一幕必将长久留存在这位新知县的记忆中，祖父的业绩给了他莫大的荣耀，也让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要对得起祖父，更要对得起一县百姓的期待。
　　和祖父一样，姚诚立也把修堰作为“一号工程”。
　　当他得知土门堰常因贾峪河水冲决，渠道淤积，稻田无水灌溉时，忧心忡忡前往现场察看。为长远打算，姚诚立确定了加固堤堰的施工方案，并把自己的俸银捐出来用作修堰经费。堰成之日，“诸父老欢呼踊跃”。往后数年间，洋县谷丰足，仓廪实，既庶且富。
　　庶，即人口多；富，即生活好。《论语》中记载，孔子到卫国，冉有为他驾车，看到卫国人口众多，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教之。”姚诚立治理洋县，正是遵循这样的步骤。
　　在洋县洋州九年制学校门口，镶嵌着一通石碑，上书“一应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这里是洋县文庙旧址，这通下马碑可以说是进士出身的姚诚立在洋县崇文重教的见证。
　　到任不久，姚诚立就在县文庙创建了一座尊经阁，用来珍藏朝廷颁赐的典章书籍。姚诚立还亲自撰写了《洋民家训》等，交由乡里贤达传诵。
　　姚诚立虽然在洋县工作仅五年，却让原本“好气勇”“信鬼巫”“性拙朴”的洋县“风物为之一变，守礼让而重廉耻，崇耕读而弃陋俗，物阜民丰，文教昌盛，如汉上大郡矣”。
　　离开洋县时，姚诚立不扰军民，天还没亮就离开了。
　　我们的传统认为“有功烈于民者”应该被纪念，洋县百姓修建了一座继美亭，用来感念姚如松、姚诚立祖孙二人的美政。
　　继美亭落成后的三百余年间，前来此处缅怀二人功绩者络绎不绝。虽然近代亭子毁于战火，但很快就由当地人捐银修缮如初。民意是朴素而简单的，如姚氏祖孙一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者，自然有着穿越时空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