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政权入主中原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制度改革来笼络汉族士族集团，服务于维系其统治目的。统编教材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基于知识体系“量大”带来的叙事“过简”，颇有走马观花记流水账的味道，对重要问题总是一笔带过。而高考总是以“新情境、新问题”的形式来考查对历史问题的深度理解能力。基于此，围绕微观知识点必备知识展开叙事，从而对北魏的门阀制度进行一个系统的理解，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常说，“胡无百年之运”。但北魏统治延续了超过一百年，这和其治理之术中的汉化有莫大关系，而门阀政治在诸多汉化改革中绝对是值得大说特说的一个制度，对北魏而言，可谓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亦有人说，北魏门阀政治实践证明，全盘接受儒家士族那一套是其灭亡的根源。事实上，北魏门第与魏晋之时是有着明显区别的，不能想当然地理解。
　　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移风易俗的汉化改革，其中仿汉制定门第高低就成了一项重要内容。这一改革既巩固了统治，又客观上导致鲜卑族群撕裂，成为北魏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北魏末年，随着六镇军民上升通道的堵死，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六镇之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成为压垮北魏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
　　陈寅恪提出“历史理解之同情”，即要在当事人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去看待历史事件。为什么明明知晓该制度在当时就有着诸多弊端，严重腐化，北魏却依旧要“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不能以今非古，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地方格局实质是一个“差序格局”的“人情社会”，地方治理更多的是靠着社会精英主导。尤其是汉末到魏晋时期的社会，更是明显。从本质来说，这一时期就是一个“军阀”（门阀）辈出的时代。地方庄园经济得到发展，豪强并起，刘秀之崛起亦离不开豪族大姓的支持。到了魏晋这一时期，欲有效实现“善治”，当然离不开豪族的支持。这一时期的北方汉人基本是团结在豪族控制的坞堡之下，以此寻求庇护。皇权政治下，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是有限的。定门第、改汉姓，实施政治联姻，实质上也是现实妥协下对鲜卑利益的保护，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于是就陷入到这样一种不可克服的巨大矛盾逻辑中：想要治理汉地就必须汉化；想要汉化，就必须与士族合作；而合作必然又会产生门阀；门阀则进一步又会带来腐化。总之，一项重大制度的出台从来不是头脑发热决定的，也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着其自身的源流，是基于社会现实的应对之策。
　　公元534年，随着北魏的分裂，其门阀政治最终以失败告终。究其自身的根源，我们会发现，统治者推行该制度之初，和魏晋的士族政治有着本质区别，北魏的门阀政治更多是有着“优先鲜卑人”的考量，虽然这个门阀集团是由两股势力构成的，但占主导者依旧是鲜卑贵族群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汉族士族从未像之前那样，拥有过“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权力，到了北魏后期，崛起的一批“寒姓”事实上起到了瓦解门阀制的作用。
　　传统的门阀政治的基础，对“血缘家世”“累世经学”都特别强调，而在北魏并没有那么重视。正是基于鲜卑贵族在这个联合官僚集团中充当着主导者角色，他们的儒学素养极差，重视的也只是现世的“官位”而非“血缘”，尤其是对军功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这一切，都注定了传统的靠“血缘”“经学”起家的门阀政治在北魏缺乏推行的社会基础。
　　除此之外，从北魏推行的均田制我们也可以管窥到统治者对汉族士族的“不屑”。推行均田制的核心在于削弱士族的经济基础，虽然说在汉族地区推行的力度远小于北方地区。同时，在经济上，对士族从事商业活动进行种种限制，辅之以各种重税政策，削弱其经济影响力。
　　回到开篇的问题，有人说，北魏灭亡的根源在于门阀政治实践，全盘接受儒家士族那一套。但事实上，北魏门第制度与魏晋之时是有着明显区别的。门阀制度的出台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我们要怀揣“历史理解之同情”客观看待这一制度。任何制度都没有最完美，只有最适合。应该说，北魏的门阀制度在前期对巩固统治起到了作用，但是到了后期其弊端日益凸显，激起了新的社会矛盾，致使北魏走向衰败，尤其是定门第过程中，旧的鲜卑贵族集团势力不可避免会受到冲击，从而导致鲜卑族群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