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虽然我只是上了师专，算不得佼佼者，但怎么说也是大学。经历几分钟的沮丧后，我就被大学里那种蓬勃的氛围所感染，欣欣然过得忘了今夕何夕。毕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能上大学的只是少数，况且毕业包分配。当光荣的人民教师，吃国家粮，这是祖祖辈辈都祈求的好事。
　　那时，有高中同学或同学的同学在读本科，节假日的时候时常来师专访友玩耍，从他们故意掀起衣角、走路带风的节奏里，可以感觉到一种无以超越的贵气，甚至说话的嘴角上，也有那么一丝显而易见的优越感。
　　我感觉到了师专生的卑微。这种卑微潜藏在我的身体里。我努力挣扎，当上了学生会干部，为了缓解经济压力做家教、练习书法，做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祛除寄存在内心的那份卑微。大二开学不久的那个九月，天气有些阴冷，学校通知我们，说与省里的一所本科院校合作办学，师专的学生可以通过自考拿到本科学历。这个消息一出来，整个校园里似乎瞬间倒回炙热的夏天，个个脸上都挂着通透澄明的太阳。就连那些平时散漫的同学，说起这事，也兴奋得唾沫星子都能飞出几丈远。
　　那时考研还没有那么时兴，对于蛰居地级市的我们来说，这种大志向的渠道远没有在寒苦学子的头脑里形成一丁点儿印象。师专毕业的同时，就能拿到本科文凭，一举两得。辅导员老师在与大家交流的时候就这样解释。这仿佛给一个身子羸弱、精神萎靡的人，打了一剂鲜红的鸡血。
　　我参加自考，也许跟辅导员老师煽情般的鼓动有关，但跟风的成分也不少。不是我不上进，而是家里太穷，学校那点生活补助远远不够，每个月月底都只能打一份干饭，舀一点免费的汤水，将就熬过去。于是，我在市内联系了好几个家教，日子过得紧张而匆忙。师专的中文专业是全校的拳头专业，我们开设的课程和使用的教材，大多与本科是一样的，像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语言学概论等，都是我们要学的课程。因此，刚开始的时候，同学们都信心百倍，个个俨然胸有成竹的苏轼，一口气报了三四门自考课程。但我那时由于手头拮据，一门课要几十块，我只好将牙咬了又咬，只报了一门刚学过的美学课程。其实，美学课程大多是抽象的概念，学起来少了诸多乐趣，上课时经常乏得神思如走丢的羊羔，半天找不着线索。不过，自考前一个月，我还是认真浏览了一下内容，大致还能熟悉个五六分。果不其然，成绩下来的时候，这门课程还真够得着及格，算是尝到了学历跨越道路上的第一口甜头。其他同学顺利过关的也不少，有个别下了狠劲的同学一次竟然过了四门课程。自从本科自考的大门在师专打开一丝缝隙，整个校园的风气跟喂了一碗大补鸡汤一般有精神，出去打桌球的少了，晚上打扑克的没了，甚至那些不论刮风下雨都约了去操场上谈恋爱的，也在自考的征程上找到了新的依偎方式。
　　平庸的日子过得寡淡无味，换种积极的方式，日子便有了后劲。大二结束那年，大部分同学都过了七八门课程，我每次一般只报考一门，随后报考的大学英语、写作课程，基本都是临时抱佛脚，考前翻翻书，凭着自己的二两底子毛着胆子就上阵。很奇怪的是，每次成绩一出来，人家都是七八十分，我基本都是六十分出个头，虽有几分欣喜，但更多的是悬吊吊的侥幸。其实这不是我的做派。在十多年的读书生涯中，除了小学籍籍无名，我在初中、高中阶段的学习都是叫得响名号的，在自考这件学习大事上，我绝不甘于打着擦边球过关。后来每次我报两门课程，静下心来认真复习几遍，分数也如立春后的河水，一点点涨了上来。
　　三年弹指一挥，很快作别师专的艰难时日，毕业后分配到乡村中学。有了人生的第一笔收入，虽然不高，但没了衣食之忧，自考的事情就像一只蛰居在内心的鸣蝉，只待时辰一到便要破土而出，发出属于自己时令的第一声。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一门门专业课程陆续通过，分数高高低低，就像走过一段泥泞的乡间小路时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我分明看见，这些分数背后自己伏案在桌的身影，和悬在头顶上萤火般的灯光。其间，陆续听到有同学开始准备论文答辩，还有同学已经拿到绿色硬壳的本科毕业证书。不知不觉在乡间教书已经三年，我还有五门课程要备考，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好长时间都没有买到备考教材，心里有些火烧火燎的着急。后来乡下掀起考研风，每年都要考走一两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是一件再次改变命运的捷径，我自然也加入了这场人生路上的新角逐。
　　最终我离开了乡村中学，最后的几门自考课程也没有继续完成，留下了遗憾，但没有留下遗恨。我知道，我后面走过的路途，很多都与自己经历过的自考有关。我时常想，自考不只是自考，还是一种千锤百炼的过程，是一种我就是我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