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你有工作室吗？我回答：没有。你有自己的文学馆吗？我回答：没有。问我的是一个年轻的作家朋友。他似乎难以理解，他说，据他所知，省内外，像我一样档次的作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室、文学馆，我怎么没有？坦诚地说，拥有自己的工作室和文学馆并不是坏事，我之所以没有，原因在于我自己，一是我没有经济实力。二是我没有人脉，没有人张罗投资建工作室和文学馆。三是我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写作者，没有必要如此张罗。我觉得，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有一些稿纸、一支笔，有一间能摆一张桌子的屋子就可以了、满足了。伟大的托尔斯泰在敞亮、温暖、舒适的屋子里写出了《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同样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窄小、寒冷、潮湿的屋子里写出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地下室手记》等经典作品。就文学成就和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是坐在一条凳子上的，是不分伯仲的。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屋子，只不过是屋子的大小、材质不同而已,这对作家写作本身没有丝毫影响。我是1982年开始写作的，当时，我只有一间可居住的厦房，也就六七个平方米，房子里盘一土炕，放一个木柜，余下的空地确实只有巴掌大。假如坐在木柜前写作，柜面挡在腿前面，双腿无处可放，况且，家里连一条凳子也没有，我只能趴在炕上，胸下垫一个枕头写作，我发表的小说处女作《续绳》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后来，到了乡政府工作，也只有一间宿办合一的屋子，但毕竟有了可以铺开稿纸写作的桌子了。再后来，调到了陕西省作家协会，先是住在陈忠实老师所说的作家协会后院的“半间屋”里，同样是宿办合一。1996年，住进了作家协会前院的楼房里，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屋子，全家人只有四十多平方米的两间房子。我也没有想过工作室。住在我楼上的作家邹志安，一家三代，居住逼仄，邹志安只能在家属院的西北角搭一个庵棚一样的只够摆一张桌子坐一个人的小屋子。就是在这样的屋子里，邹志安写出了两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好作品。
　　2005年以后，我的住房条件改善了，我有了一间书房，我可以关起门坐在书房里读书、写作。可是，安静、敞亮的书房并没有给我的写作助一臂之力，我比较看好的小说并不是在书房中写的，我像以往一样，依旧要背上稿纸去西安城以外写作。在榆林市的窑洞里、在凤翔县窑家沟的山村里、在秦岭腹地的工厂里、在渭河发电厂的宾馆里，我写了一部又一部小说。因为，我在那些地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屋子。
　　在我的书架上，有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本薄薄的随笔《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本薄书是我1994年购买的，读过两遍。伍尔夫站在女性的角度，对当时的女性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进行了分析，她以为，宗教、法律、经济条件成为女人的困扰和枷锁。她用一些例证说明，女人自身要发展，就要有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她以为，女人必须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有了自己的屋子，就可以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喝茶，思考，写作。我觉得，伍尔夫所说的“自己的屋子”不是泛指，而是一种象征，一种隐喻。我觉得，不只是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男人也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不只是文化人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农民、工人、士兵、商贾，以至于贩夫走卒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间屋子不是作家的工作室、文学馆，这间屋子不是一砖到顶或砖木结构的漂亮体面的房子，这间屋子就是你的头脑，是你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思考，奔放饱满的激情，充满活力的想象。这间屋子不是物质的结构和堆积，不是静止的，不是死的，它是活的，活跃的。我觉得，一个好作家应该给自己建一间这样的屋子，不然，你把自己的工作室建得再阔绰，你的工作室堆满了僵尸般的思想，你本该自由的思维被集体无意识和乌托邦捆绑着，你的工作室、你的这间屋子不只是废物，也是丑陋的，你的文学馆展览的是你的悲哀和文学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