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当老师时，我还未满十六周岁。因为年纪小，村子里的人包括大人小孩像统一过口径似的，无一例外地都唤我“囝儿老师”。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地的孩子都很多，村村办起了完小，人口多一点儿的自然村也设有教学点，因此对教师的需求很大，高中毕业生走出校园后，有很大一部分成了民办教师。小小年纪就当老师，心里很有自豪感，也很让人羡慕。
　　家乡兴办的是一所从小学到初中的一贯制学校，小学五年，初中三年，8个班，12名老师，180多名学生。校长、老师没什么差别，一周课程都排得满满的，因此教学任务很重，工作节奏很紧张。初上岗时，我教二年级数学和三年级语文，兼教其他一些技能课。在业务能力方面，作为一名高中毕业生，完全能够胜任。可是在课堂管理方面，却遇到了永远无法破解的难题。那个年代，家家孩子多，农村小学生几乎都是带着自家或别家的弟弟妹妹上学的。比较乖巧的，跟哥哥姐姐坐在同一条凳子上；比较调皮的，则在地板上挖战壕或爬来爬去。上课不久，便仿佛戏班子拉开了序幕，这个哭，那个闹；这个屙屎，那个拉尿，整个课堂乱哄哄的。到了上午第四节课，上课没一会儿，女生们便陆陆续续离开教室，有的回家煮饭，有的背孩子去找妈妈喂奶，你根本就没理由阻拦她们。这时，课堂是安静下来了，可讲课的激情却没有了。
　　那时的孩子真的很快乐，读书没什么压力。那时的家长也很重视教育，不过他们关心更多的不是孩子成绩，而是孩子的表现。遇到老师问得最多的是：“我孩子乖吗？有没有干坏事？有没有欺负同学？”然后还会补上一句：“囝儿老师，孩子交给你了，要打要骂由你，没关系的。”听了这些话，心里热乎乎的，更觉得肩上的责任重大。因此，老师们特别投入，虽然课堂秩序不好，但每一节课都不含糊，往往是喊得声音沙哑，累得大汗淋漓。
　　一到周末，老师们还要当维修工。教室是泥土地，被小孩子挖了一条条战壕，掏了一个个窟窿，需要挑一些黄土来把它填平并且夯实；门窗课桌椅都是木头做的，被小孩子折腾得松松垮垮，需要削一些木榫来把它固定好，或者更换一些部件。当时，我们都是很愉快地做这些事，心里没有抱怨，更没有责怪，仿佛是在跟孩子们斗戏法，心想：“我把防守工事修得这么牢固，看你还能怎么攻破它！”
　　在农村，老师们是很受尊重的，外地老师更是受到优待。学生们会时不时地把菜带到学校，不放食堂，不放办公室，而是直接放在教室的讲台桌上。老师微笑着扫视一遍全班同学，不去追问是谁家带来的，学生们更不会暴露自己的行动，于是有了一种自然而然的默契。谁家杀猪了，或逢年过节，就争着邀请老师到家里吃饭，邀请不到老师的，伤心得哭鼻子。我们也偶尔加一下餐，记得最奢侈的一次是：五个人，花了5元钱，其中1元钱买了10只鸭蛋，都是双蛋黄的；另外买了猪肉、面粉和一瓶高粱酒。刚好5元钱，每人出1元，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参与的AA制。烧火、切肉、打面、烹煮，大家一起动手，说说笑笑，互相调侃着。那天晚上，一瓶高粱酒没喝完，人却醉得差不多了，一名年纪大一点儿的老师嘴里反复唠叨：“要是每星期能够这么享受一次，那就太幸福啦！”
　　现在看起来不足挂齿的事情，可那时真的是一种奢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1元钱，对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民办教师月工资24元，各地都一样的。我每个月拿到工资后交20元给母亲，身上只留4元。好在我不抽烟不喝酒，三餐吃家里，不需要什么费用，所以也就不显得拮据。看着公办教师每个月有36元的收入，羡慕极了，同时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争取跳出“农门”。于是，我只要一有时间就读书，读书，读书。后来，终于如愿了。
　　再次登上讲台时，我已经是一名中学老师了。寒暑假回家，乡亲们用齐刷刷地看向我，眼神里多了几分赞勉。我的称呼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囝儿老师”变成了“文东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