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后骑自行车，又想起丁仁祖老师。1991年暑假，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他和我骑自行车，从西安北关到南边的陕西教育学院，穿越了大半个西安城。
　　此前一年，我们开始通信。陕西省儿童文学研究会人员调整，他担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同时负责编辑《宝葫芦》杂志。我之前给这本杂志投稿，从没收到过回复。他接手杂志编辑工作后，给我回了一封信，热情鼓励我写作，还说拟发表我的一篇作文。投稿多年，这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文字将变成铅字，让我兴奋了很长时间。
　　此后，我把稿子都寄给他，陆续发表。他邀请我寒暑假去西安。因为写作被邀请到西安，对我也是第一次。
　　1991年暑假，送祖父到西安三叔那里后，我乘公交车去他家。辗转到他家，已是傍晚。他让我和他们家人一起吃饭。坐我旁边的是他的二女儿，礼貌、文静。我以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是中学生，丁老师说：“她已经工作了。”
　　饭后，我们去丁老师工作单位陕西教育学院。
　　他骑他的车，他让我骑他家人的车。
　　在他的办公室，我和他聊到夜里一点多。
　　后来，他不再参与编辑这本杂志了，创办了另一份文学杂志，很多中学生投稿。他发现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就亲自写信鼓励。我每次去编辑部，他都会对我说，谁谁谁不错，谁谁谁还需努力，并介绍他们的情况，真像是他们的老师。暑假，他让我这个高中生参与编稿。几乎每天都有好几拨人找他，有的是送稿子，有的是求他办事。有的人，一看就是骗吃骗喝的。我把我的想法说给他，他多是一笑而过，经常替他们辩解。
　　他起初希望我大学毕业后能回西安，和他一起办《中学生文萃》。我觉得这是一个内部刊物，平台过小，前景不明，始终不积极。临毕业那年，他推荐我去未来出版社，文艺室主任陈凡先生很认可我，趁着放寒假，我也见了当时的出版社社长。后因出版社和新闻出版局在用人计划上出了问题，没有去成。
　　到北京工作后，每到春节放假，我若回西安，丁老师都会招呼当年的作者聚一聚。他始终对大家抱有热切希望，甚至觉得陕西未来的文学大家会出现在我们这些人中间。记得2008年那次聚会，他说：“20年后每人都拿出一部像样的作品。”当时有的人，爱好已离开写作。我说：“平平安安是福，好好生活着，能写成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除了写作，还有生活呢！你能说我们的写作就比人家日常生活高尚吗？”他没有说话。
　　我给他送过我写的书，他可能没时间看，或者看了觉得平平，几乎没有反馈，我很少再送他书。2017年6月，我的小说《一诺的家风》出版，他看到新闻后给我发来微信语音说：“你开始写起小说来了？祝贺你！以后写个大部头的小说。”其实，我早就写小说了。他所说的大部头，可能是指像《白鹿原》《秦腔》那样，其他的都不算。
　　对于每年春节聚会，我不主张每次都邀请那么多人。这倒不是因为多是我请客，怕花钱。而是人太多，达不到深入交流的目的。还有，一些人虽受益于丁老师和杂志，却在情感上比较淡漠。丁老师打电话热情邀请他们，他们可能觉得能来就是给丁老师面子。大过年的甚至连一盒点心都没给丁老师带过。但丁老师从不计较这些。说好一桌，往往变成了两桌、三桌、四桌。最后一次比较隆重的是2019年春节期间在一家火锅店吃自助火锅，人数又创了新高。
　　2012年春节假期，和以往一样，我去他家，才知道他二女儿得了重病，正在四处求医。他问我能不能拿他二女儿的CT片子到北京大医院请专家给看看。我说试试。他的二女儿穿着红色马甲，踩着凳子从柜子高处取出片子，递给我说：“给你添麻烦了。”我说：“都是自己人，不客气。”那时谁能想到，活生生一个人，半年后，说没就没了。
　　2021年1月15日晚，丁老师也走了，享年81岁。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2019年10月，我爸爸去世后，他特意到老家看我。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没问题。确实，他年龄大后反而很少生病，多年前经常流鼻血的毛病也好了，堪称奇迹。他最后一次生病住院没有给我发信息，西安的朋友们是不知道，还是商量好了对我守口如瓶？所以，1月16日早上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的头好像被人重重砸了一拳。
　　丁老师曾说：“我就是想培养几个作家，等我临终时，他们站在我身旁，喊我几声老师，我就很知足。”丁老师上年纪后，我多次想过他百年后我们怎么送他。疫情防控，我不能回西安为丁老师送行。好友周盼红、刘峰、周迎春等代我送丁老师最后一程。
　　2021年秋天，我回西安，和盼红、刘峰专程到丁老师墓前祭奠。祭奠完后，我从手机里找到了他几年前发给我的语音，调到最大音量，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传出：“卫卫，啥时候回来呢？”他的话在肃穆得有些冷清的陵园久久回荡。
　　看着陵园里郁郁葱葱的树，看着和当年一样湛蓝湛蓝的天，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