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麦客，大约是在我六七岁或七八岁的时候。那天清早，父亲进了院门给母亲说，多做两个人的饭，来麦客了。我跑出院门一看，街道上蹲着三四十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上唇有黑胡茬的中年人，也有几个和我的堂哥年龄相仿。父亲说，这些麦客是生产队长天还没明从县城里叫来的。关中的麦子先从渭南黄起，接下来是西安、咸阳，最后黄了的是我们西府宝鸡。赶场的麦客就从渭南一场一场从东向西赶，以至到了我们岐山和凤翔，已接近赶场的尾声了。
　　早饭还没有做熟，麦客只能等待。我和石头、大民、汉汉几个像观看景致似的在街道上走着看着从没有见过的麦客。他们脸色温和，眉眼里没有倦怠，当我们几个娃娃们走到他们跟前的时候，一个上了年纪、满脸胡茬、消瘦的麦客朝我们不出声地笑了笑，埋下头吃旱烟。我走到了这个麦客的身后，一只手不由得搭在了他的背夹上。背夹是由两个U字形的、比母亲用的擀面杖还细的什么木头或荊条固定着，中间用像竹篾子那样的细荊条编织的。背夹里装着的是一床颜色发灰的小被子，用来防寒，而有些麦客的背夹里是一件露出棉絮的旧棉袄。我好奇麦客的背夹，用手触摸那U字形的东西，它极其光滑，手一搭上去，好像由不得自己在滑动，手底下凉凉的，柔和的感觉又好像在抚摸我家的那只猫。清晨的光亮中，背夹上的U字形淡黄而发白的色泽像我吃过的蜂蜜一样，使我久久回味。那个麦客看我对背夹好奇、热情，就问我：没有见过？我说没有。他笑了：见过你爹在炕上打你娘没有？我说没有。麦客一听，仰天大笑，他身后的背夹子好像也跟着笑。我真不知道他笑什么。麦客笑着说，好娃娃，老实娃娃。
　　晌午，我们几个跟着麦客去拾麦。几十个麦客在地里一字排开，他们手中的镰刀几乎一齐挥出去，挥向茂密的麦子，镰刀的刀刃在太阳光下闪动，耀眼的光线如同秦腔中的花音一样动听，镰刀挥向麦子的时候，麦子和镰刀相触发出的声音果断而坚定。麦客似乎不是在割麦，而是像卷席筒一样在卷麦，两把就卷一捆子。他们捆的麦捆子十分俊样，麦捆子四角翘起，只有捆麦腰的地方凹进去了，向后看，麦客的身后好像是舞台，舞台上躺着的一个一个麦捆子就像是在表演的一个又一个姑娘。麦客割的麦子茬口低，不遗落。我们几个拾麦子的都很失望。那个有背夹的麦客抓了一把麦子向地里一撒，说快拾，小心队长看见了。我们几个娃娃扑向麦客扔在地里的麦子。我们跟着麦客，跟了半天，石头向麦客要麦穗，麦客不给。麦客说，大大问你，昨日个晚上，你爹和你娘睡在炕两头，还是睡在一起？石头说，不知道。麦客说，你回去，今晚上看亮清了，给大大说，大大给你一把麦。石头说，对。第二天晌午，我们照旧去拾麦。一进地，石头就撵到那个麦客去，给麦客说，我爹和我娘睡在炕一头。麦客笑了：乖娃娃。他抓了一把麦，撒给了我们。
　　我第二次和麦客打交道已经是几十年以后了。1981年，包产到户了，我们村的农民连续两年丰收，每一户农民一年收割的小麦四五年也吃不完。没有收割机，麦子长势再好，要用镰刀割。也许，甘肃人的生活好多了，来陕西赶场的麦客很少了，1986年夏收时节，我清晨四点钟就爬起来，去七里以外的县城去请麦客，终于请到了一个麦客。这个麦客是甘肃灵台人，五十岁上下，瘦瘦的，高个子，虽没病容但体质不是很强壮。麦客干活儿很细致，他割过去的麦，地里不遗落一枝，偶尔遗落一枝，也要弯下腰拾起来，他是一个十分负责任的农民。吃饭时节，他不和我们一块儿吃，要单独吃。他说，你们是掌柜的，我是下苦的，不能在一起。我说，我们也是农民，吃一样的饭，我们都一样。他摇摇头，独自坐在了院子里的树下。晚上，我们叫他睡在房间里的床上，他坚持不进房间，要睡在厦房的房檐台阶上。我们再三催他进房间，睡床铺，他说，他赶了半个月场，掌柜的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人。我说，我年轻时也是吃过大苦的。他说，能看得出。好人遇好人了。他给我们割了一天半麦子。那天晌午饭后，他可以去其他农民家再割半天麦子，他听说我们下午要碾麦，非要给我们帮忙不可，我们就留下了他。场间的活他干得很地道，一个很精于农活的农民。第二天清早，他临走时，我们要付他帮我们碾麦子的工资，他死活不要。无奈中，我们给了他两身旧衣服，他收了。将他送出院门，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只能在心中说，人世上，好人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