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锋
　　沈从文的小说以朴实钟情的风格展示了湘西的山川风俗和世态人情，构筑了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沈从文通过描写湘西乡村的人情美、人性美讽刺都市人的道德沦落和人性扭曲，宣扬人性以改造社会，用人文关怀来关注世界、关爱生活。
　　沈从文早期的文学创作，起源于发表在报刊的一些习作。作品题材广泛，有描述军队生活的，有描写湘西民族和苗族生活的，有记录普通社会事件的，有对一些旧的传说和童话的改写的作品。他这一阶段的创作，多是流露“缺少人间温暖的孤独者的人生感慨”。1928年8月，《柏子》的发表，成了沈从文前后两个时期创作的分界线。尤其是1930年以后，沈从文对社会、人生有了整体性的思考，一方面暴露城市人生活的空虚、庸俗和无聊；另一方面，痛感人生孤独，深感人间温情的珍贵，笔端逐渐向生活的深处开掘。创作方法也以都市讽刺、乡土写实以及在写实基础上的抒情为主要形态。
　　第一，深受童年时所见的乡里人斗殴打架和辛亥革命失败后绵延在记忆里的杀戮惨景影响，从起初的富有感情的、自然主义印象派及浪漫主义的乡土风格转向现实主义的特点，走向一种自觉的探索。
　　沈从文出生于苗汉两族交融的湘西，历代统治者以驻扎军队来统治、压榨所谓野蛮的苗人，军人地方化和苗民杂居形成了小城镇。流淌着苗汉两族血液的沈从文，童年生活常常逃学，厌恶学校教育，无忧无虑地在故乡小城镇里转悠，同街上店铺主搭话，同各行各业的人闲谈。但是辛亥革命的突然发生，表哥、父亲、叔父夜里起义攻打县城失败后惨遭杀害，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注入了“血流成河”的可怕记忆。不到10岁的孩子看到杀人场景，使他厌恶斗争，主张用笔来构造充满人性的美，突出生命意识的“桃源”世界。
　　第二，沈从文的军旅生活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沈从文因为有文化，做了队伍中的文书，对“清乡”军队灭绝人性的审讯、杀人的暴行，他作为笔录“口供”的身份看到了不忍看到的一切。这使他发自内心地为“人性”而战，以“人性美”来拯救原始落后的人。但他有意回避了“人性恶”，如《边城》中掩饰了丑的一面，展示了一种没有阶级差别的“博爱”思想，简单化了复杂的社会和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在无聊和愚昧的军阀部队里他有机会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他决定独闯世界，告别故土去寻找自己的梦。
　　第三，20岁的沈从文走进北京开始了永远毕不了业的社会学校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使西方各种思潮纷纷涌入国门，追求个性解放，提倡科学和民主的不同思潮冲击着人们的头脑。从湘西土地走来的他对于都市文化开始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乡村，不断自学上进的他对畸形现代都市文化有了觉醒。都市梦醒后的失落和痛苦使他开始追忆童年的乡野和梦中乡土。他以诗意的笔调营构乡村“桃源”世界，以牧歌情调描绘一系列真善美的典型人物，用原始野蛮的兽性来展现生命的强劲，如《渔》。他用粗暴、卑鄙、淫乱、酗酒、赌博、偷窃等低级行为表达“野蛮人”仍有鲜活的善心，以此来嘲弄虚伪的都市文明人。他对远离“边城”文明人的精神空虚生活进行无情的嘲弄，如《绅士的太太们》《八骏图》《有学问的人》等。正是基于都市异质文化对沈从文心灵的创伤，才使他在小说里寻找灵魂庇所和精神支点。同时，凭借小说来改造活着的“死尸”。
　　第四，沈从文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倾向新月派的思潮。他认为文学运动的发展，主要靠作品，不在于旗帜。他反对革命暴力态度而采用诗意化笔调来创作，以人文关怀来审视社会，但由于他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局限，对乡村经济的衰败、破产农民的困苦、农村封建宗法的陋习等还缺乏深刻的理性思考，使小说缺乏犀利的批判。
　　第五，沈从文曾在《水云》中明确声明他是个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正因为他对丑恶的厌恶和回避，记忆中杀人情景的重伤使他创造了《边城》和《长河》等充满真善美的抒情诗篇，生命关怀成为沈从文对生命理解的标尺和思考人生的“秤砣”，如《柏子》《龙朱》《神巫之爱》等力作，尽情抒写生命的原始形态，水手有赤热的生命之恋，野蛮中仍有真诚的心，等等。故乡小城一段无忧无虑童年生活，在他的内在潜意识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渴望回到童年那短暂的快乐时光，由迷茫痛苦引起呼唤人性美，厌恶肮脏虚伪的“现代文明”都市，但他又绝不可能再回到乡下，只有用湘西乡土来寄托忧思和试图唤起人性。
　　总之，沈从文受童年苦涩的心灵创伤，“清乡”军队无人性的野蛮残杀，文学改良社会的观点等影响，使他回避了那些惨不忍睹的杀人情景，用人文关怀来信仰生命神性，以此渴望用自己洞察、思考来反映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