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绪林
　　陕西省残疾人作家代表团在杨凌采风期间，我观看了电影《旱塬》。当银幕上那苍凉灰黄的黄土高原缓缓出现时，我忽然意识到，已经太久没有在电影院里看到一双沾满泥土的手了。影片以其粗粝的质感撕开了当代影像美学的精致包装。没有流量明星的光环加持，没有炫目的特效奇观，甚至在某些技术层面略显生涩——但正是这种近乎笨拙的真诚，让李立科这个农业科学家的形象如旱塬上倔强生长的麦苗，穿透银幕的边界，在我们的精神土壤中扎根。
　　这部影片的编剧张朋亮是杨凌人，他是位很有潜力的青年编剧；影片主人公李立科也是杨凌人，且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农业科研专家。杨凌人写杨凌人，是这部影片的最大亮点。
　　影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背景，再现了李立科研究员辞去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职务，举家扎根合阳农村的事迹。面对当地小麦亩产只有100公斤的困境，他潜心研究旱地农作物技术，通过“以磷促根，以根调水”等创新方法，最终将亩产提高到400公斤，累计为陕西增产小麦数亿公斤，彻底扭转了渭北地区的粮食短缺局面。
　　影片中有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镜头：李立科站在农科院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窗外是修剪整齐的观赏植物，而他的目光却穿越城市的天际线，投向远方贫瘠的旱塬。这个转身离去的抉择，不仅是一个农科专家的人生转折，更是对当代中国知识精英精神取向的深刻叩问。当我们的一些大学日益成为论文生产的工厂，当我们有些科研评价沉迷于数字游戏，李立科式的“出走”构成了一种沉默的抗议——他选择将自己的农科研究与那片干渴的土地捆绑在一起，在那里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最本真的精神返乡。
　　“以磷促根，以根调水”在影片中的呈现，堪称一场微型史诗。导演不厌其烦地展示李立科如何蹲在田间，用布满老茧的手指拨开土层，向满脸狐疑的农民解释根系与水分的关系。这些画面具有惊人的人类学价值——它们记录了一种正在消逝的知识传播方式。在短视频统治认知的今天，谁还有耐心等待一个科学原理在土地里缓慢生长？李立科的推广方式带着农耕文明特有的节奏：观察、等待、失败、再尝试。这种看似“低效”的科技推广，恰恰构成了对当代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指标先行”作风的温和批判。
　　影片对农科专家形象的塑造打破了常规的英雄叙事。李立科会因农民的固执爆出粗口，会在实验失败时沮丧地踢翻水桶，这些“不完美”的细节赋予人物惊人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直指一个被主流话语长期遮蔽的真相：基层科技工作者往往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他们既不被学术共同体完全认可，又要面对农民的质疑与不解。李立科的伟大恰恰在于他接受了这种边缘状态，并将其转化为创造性工作的空间。
　　西农大樊志民教授在观影后如是说：“李立科的贡献，某种程度不在赵洪璋、袁隆平之下。”这话初听令人惊讶，细想却无比中肯。如果说育种专家是在实验室里培育希望的种子，那么李立科这样的推广者，就是让种子在贫瘠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摆渡人”。他懂土壤、懂气候、懂农民的心思，更懂如何把“实验室语言”翻译成“田间方言”。村民们说他“比自家老汉还清楚地里缺啥”，这种“全科医生”般的能力，是他在田里摸爬滚打数十年，解决了无数“疑难杂症”后练就的——麦苗发黄是缺氮还是虫害？雨后土壤板结该怎么松土？这些书本上找不到标准答案的问题，在他手里总能找到接地气的解法。
　　樊教授说“这样的人在农业科技界越来越少了”，这话里的忧虑，在走出影院后愈发清晰。当我们谈论农业进步时，总在关注新品种的亩产、新设备的效率，却忘了那些弯腰把技术送进田间的身影。李立科能从田间地头走到农科院副院长的位置，靠的不是钻营，而是实打实的业务能力、能和村民坐在田埂上聊天的亲和力，以及“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执着。这样的人，是连接科研与民生的桥梁，是让科技真正惠及众生的纽带，他们的稀缺，何尝不是农业发展的隐忧？
　　电影结尾处，病重的李立科重返麦田的场景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个画面与宋代李纲“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的诗句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构建起中国农耕文明中最为动人的精神谱系。在这个谱系中，知识不是装饰品，而是救赎的力量；科学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大地上生长的希望。当李立科的手指让麦粒缓缓流下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农科专家的欣慰，更是一种文明姿态的具象化——对土地的敬畏，对生命的责任，对承诺的坚守。
　　晚风渐浓，塬上的灯火次第亮起。回望影院的方向，仿佛仍能看到那位老农科人蹲在田里的身影。《旱塬》给我们的，不是一部精致的影像作品，而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它让我们看见，有一种伟大，平凡得像地里的泥土，却能滋养出改变世界的力量；有一种坚守，朴素得如塬上的风，却能吹绿一片又一片荒芜。这种力量，足以跨越影像的瑕疵，化作每个人心中的灯塔。它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应该像李立科那样，把根扎深一点，把心放低一点，在自己的“旱塬”上，种出属于这个时代的“麦子”。这或许，就是《旱塬》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