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论证还是类比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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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佑
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乃千古美文，其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的《普通高中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语文·必修下册》的第286 页“单元课文解说”部分，编著者在小结《谏太宗十思疏》的艺术特色时说：“加以文章类比亲切生动，论述务尽其宜，哲理深刻切要，故丝毫不觉浮靡，反觉气势酣畅，读来荡气回肠，深具不容辩驳的说理力量。”只是文中其他地方却再也找不出类比论证的语句。在高中语文教学实践中，不少师生对比喻论证和类比论证也总是模棱两可，似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比喻论证和类比论证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呢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里到底有没有类比论证？怎样辨析比喻论证和类比论证呢？
众所周知，比喻论证是通过将两个本质上不同但具有相似点的事物进行比较，以便更生动、形象地说明某一事理或论点。它强调的是“相似性”在论证中的运用。作者会在论证过程中采用了譬喻（打比方）的手法，目的是化深奥为浅显，变抽象为具体。比喻论证通常由本体（被说明的事物）、喻体（用来比喻的事物）和比喻词（如“像”“宛如”等）组成；而类比论证则是采取同类相推的手法，揭示出主体事物具有客体事物同样的性质，从而达到证明论点的目的。它强调的是“共同性”或“相似性”在推理中的运用，以从一个已知的情况推断出另一个未知或待证的情况。类比论证包含两个或多个比较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似点，这些相似点通常用于推断未知事物的性质或结论。
比喻论证的关键 在于“喻”，既然是“喻”，那么就能将其还原成一个明喻句；而类 比 论证 的 关键 在 于“类”，即“同类相推”，则主体与客体均属于本质相同的同类事物。比如“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 行 无 过矣 ”（荀 子《劝学》），这句话到底是类比论证还是比喻论证呢？你上网一搜，大家都莫衷一是。其实，句中“君子”与“木”和“金”是本质不同的两种事物，而“受绳则直”“就砺则利”和“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只是几者之间的相似（相通）之处。这个句子可以换成一个明喻句：君子就像木材和金属的刀剑，君子博学参省就好比“木材受绳（加工）”和“金属的刀剑拿去磨砺”，作者用日常生活事例为喻，阐释学习对个人技能的提升作用，化抽象为具体，变深奥为浅显，这显然是比喻论证。
同样的道理，“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 之安者 ，必积 其德义”（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这个句子中，“国”与“木”和“流”也是本质不同的两种事 物。国 君的“ 德义”与“木之根本”和“流之泉源”也是本质不同的两种事物，但二者却具有相通之处，即“根固则木长”“源浚则流远”“国君德义（厚）积则国家长治久安”。因此作者将“国”比喻成“木”和“流”；将“国君的德义”比作“木之根本”和“流之泉源”；将“国君积德义”比作“木固其根本”和“流浚其泉源”；将“国之安”比作“木之长”和“流之远”，它们都可以还原成一个个形象生动的明喻句。作者善于抓住重点，选择最集中、最深刻、最精彩、最切合的喻体来表现本意，此所谓：“取譬不远，昊天不忒。”
在《拿来主义》中，鲁迅将“文化遗产”比作“一座大宅子”，分别用“鱼翅”“鸦片”“烟枪、烟灯和姨太太”来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精华与糟粕互现”和“糟粕”，形象生动地阐释了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可谓神来之笔。而“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中，“季康子”与“虎兕”是本质不同的两种事物，但如果看护不力，老虎和独角犀就会从笼子里跑出来伤人；如果家臣不能尽劝谏之责，季氏就会干出祸国殃民的糊涂事。
同样的道理，“颛臾”与“龟玉”是本质不同的两种事物，但它们都是美好而宝贵的东西。因此，孔子运用借喻的手法，取譬浅近的生活事例，用“虎兕”和“龟玉”分别借喻“季康子”和“颛臾”，形象生动地斥责了身为季康子家臣的冉有和季路“在其位而未尽其本分”，眼看季康子决定攻打颛臾却不加以谏止，这与放任“老虎和独角犀从笼子里出来（害人）”和“（故意玩忽职守，让）龟板和玉器在盒子里被（人）毁坏”没有两样！
再如“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 奔 车 朽索 ，其可忽乎？”（唐代·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一句中，“民”与“水”、“君”与“舟”、“国”与“奔车”、“不积德义之君”与“朽索”都是本质不同的两类事物。但二者都有共同的相似之处，因此作者 把“民 ”比作“水 ”；把“君”喻为“舟”；把“国”比作“奔车”；把“不积德义之君”喻为“朽索”，我们都可以轻松地将其还原成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明喻句。正因 为“水可 载舟，亦可覆舟”，所以“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就好比“朽索”无以驾驭“奔车”，“失德之君”又怎么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呢？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所言：“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魏征巧妙设喻，化深奥为浅显，举类虽迩而见义深远。
类比推理则完全不同。其主体与客体都是本质相同的同类事物，根本不能还原成一个明喻句。
比如：“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中，“站不稳却不扶着，要跌倒了却不搀着，那么扶着瞎子走路的人还有什么用处呢 ？”—— 眼看“瞎 子”“站不稳却不扶着，要跌倒了却不搀着”，那么，“相者（扶着瞎子走路的人）就没有尽到责任”，这和身为季康子家臣，眼看季氏要“跌倒”犯严重的错误却不劝谏阻 止 没 有 什 么 两 样（同类）。换句话说，眼看主人要摔 跟斗，而辅佐者（家臣）却无动于衷，那要你何用？这显然是同类相推、振聋发聩、通俗易懂。
在“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齐桓晋文之事》）一段中，“不举一羽”“不见舆薪”和“不保百姓”的本质都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可为而故意不为，即“不用力”“不用明”和“不用恩”，这几者都是本质相同的一类情况，故而是典型的类比推理。因此作者在下文接着阐明齐宣王不推行仁政而王天下，并非能力不够，而是自己“不想做”：“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在“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鲁迅《拿来主义》）这一段中，作者以“自诩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 予，不 想取得”的尼采类比“自诩丰富大度，只想送 去，不 想拿来”的“送去主义者”，以尼采的“发了疯”类比“送去主义”者“亡国灭种”的严重恶果和可悲下场。因为“送去主义者”和尼采在本质上都是盲目自夸、一味“给予”，所以可以从尼采的结局类推出奉行“送去主义”的悲惨结局，从而戳穿了“送去主义者”“只是送出去”的荒唐论调和滑稽行为。由于二者本质相同，所以不能把它还原成一个明喻句。
综上所述，比喻论证中本体与喻体是本质不同的两种事物，且二者具有某种相似点，所有采用的比喻论证的语段，都可以将其还原成一个个形象生动的明喻句。而类比论证则重在“类比推理”，它采用同类相推的论证方式，其客体与主体都是本质相同的一类事物，故而无法将其还原成一个明喻句。
倘若要辨别某语段究竟采用了比喻论证还是类比论证，我们首先要看语段中涉及的几种事物的本质是否相同。其次我们要知道比喻论证侧重于通过相似性来解释和说明抽象概念，而类比论证侧重于通过共同特征来推断未知事物的性质。比喻论证会使用具体的比喻对象来说明道理，类比论证则通过比较已知事物的相似性来推导未知事物的性质。如果发现二者本质相同，且无法还原成一个明喻句，则是类比论证，反之则不然。如此化繁为简，再复杂的情况也能轻松判定。
由此可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魏征多处采用的是比喻论证。
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乃千古美文，其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的《普通高中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语文·必修下册》的第286 页“单元课文解说”部分，编著者在小结《谏太宗十思疏》的艺术特色时说：“加以文章类比亲切生动，论述务尽其宜，哲理深刻切要，故丝毫不觉浮靡，反觉气势酣畅，读来荡气回肠，深具不容辩驳的说理力量。”只是文中其他地方却再也找不出类比论证的语句。在高中语文教学实践中，不少师生对比喻论证和类比论证也总是模棱两可，似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比喻论证和类比论证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呢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里到底有没有类比论证？怎样辨析比喻论证和类比论证呢？
众所周知，比喻论证是通过将两个本质上不同但具有相似点的事物进行比较，以便更生动、形象地说明某一事理或论点。它强调的是“相似性”在论证中的运用。作者会在论证过程中采用了譬喻（打比方）的手法，目的是化深奥为浅显，变抽象为具体。比喻论证通常由本体（被说明的事物）、喻体（用来比喻的事物）和比喻词（如“像”“宛如”等）组成；而类比论证则是采取同类相推的手法，揭示出主体事物具有客体事物同样的性质，从而达到证明论点的目的。它强调的是“共同性”或“相似性”在推理中的运用，以从一个已知的情况推断出另一个未知或待证的情况。类比论证包含两个或多个比较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似点，这些相似点通常用于推断未知事物的性质或结论。
比喻论证的关键 在于“喻”，既然是“喻”，那么就能将其还原成一个明喻句；而类 比 论证 的 关键 在 于“类”，即“同类相推”，则主体与客体均属于本质相同的同类事物。比如“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 行 无 过矣 ”（荀 子《劝学》），这句话到底是类比论证还是比喻论证呢？你上网一搜，大家都莫衷一是。其实，句中“君子”与“木”和“金”是本质不同的两种事物，而“受绳则直”“就砺则利”和“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只是几者之间的相似（相通）之处。这个句子可以换成一个明喻句：君子就像木材和金属的刀剑，君子博学参省就好比“木材受绳（加工）”和“金属的刀剑拿去磨砺”，作者用日常生活事例为喻，阐释学习对个人技能的提升作用，化抽象为具体，变深奥为浅显，这显然是比喻论证。
同样的道理，“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 之安者 ，必积 其德义”（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这个句子中，“国”与“木”和“流”也是本质不同的两种事 物。国 君的“ 德义”与“木之根本”和“流之泉源”也是本质不同的两种事物，但二者却具有相通之处，即“根固则木长”“源浚则流远”“国君德义（厚）积则国家长治久安”。因此作者将“国”比喻成“木”和“流”；将“国君的德义”比作“木之根本”和“流之泉源”；将“国君积德义”比作“木固其根本”和“流浚其泉源”；将“国之安”比作“木之长”和“流之远”，它们都可以还原成一个个形象生动的明喻句。作者善于抓住重点，选择最集中、最深刻、最精彩、最切合的喻体来表现本意，此所谓：“取譬不远，昊天不忒。”
在《拿来主义》中，鲁迅将“文化遗产”比作“一座大宅子”，分别用“鱼翅”“鸦片”“烟枪、烟灯和姨太太”来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精华与糟粕互现”和“糟粕”，形象生动地阐释了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可谓神来之笔。而“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中，“季康子”与“虎兕”是本质不同的两种事物，但如果看护不力，老虎和独角犀就会从笼子里跑出来伤人；如果家臣不能尽劝谏之责，季氏就会干出祸国殃民的糊涂事。
同样的道理，“颛臾”与“龟玉”是本质不同的两种事物，但它们都是美好而宝贵的东西。因此，孔子运用借喻的手法，取譬浅近的生活事例，用“虎兕”和“龟玉”分别借喻“季康子”和“颛臾”，形象生动地斥责了身为季康子家臣的冉有和季路“在其位而未尽其本分”，眼看季康子决定攻打颛臾却不加以谏止，这与放任“老虎和独角犀从笼子里出来（害人）”和“（故意玩忽职守，让）龟板和玉器在盒子里被（人）毁坏”没有两样！
再如“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 奔 车 朽索 ，其可忽乎？”（唐代·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一句中，“民”与“水”、“君”与“舟”、“国”与“奔车”、“不积德义之君”与“朽索”都是本质不同的两类事物。但二者都有共同的相似之处，因此作者 把“民 ”比作“水 ”；把“君”喻为“舟”；把“国”比作“奔车”；把“不积德义之君”喻为“朽索”，我们都可以轻松地将其还原成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明喻句。正因 为“水可 载舟，亦可覆舟”，所以“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就好比“朽索”无以驾驭“奔车”，“失德之君”又怎么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呢？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所言：“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魏征巧妙设喻，化深奥为浅显，举类虽迩而见义深远。
类比推理则完全不同。其主体与客体都是本质相同的同类事物，根本不能还原成一个明喻句。
比如：“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中，“站不稳却不扶着，要跌倒了却不搀着，那么扶着瞎子走路的人还有什么用处呢 ？”—— 眼看“瞎 子”“站不稳却不扶着，要跌倒了却不搀着”，那么，“相者（扶着瞎子走路的人）就没有尽到责任”，这和身为季康子家臣，眼看季氏要“跌倒”犯严重的错误却不劝谏阻 止 没 有 什 么 两 样（同类）。换句话说，眼看主人要摔 跟斗，而辅佐者（家臣）却无动于衷，那要你何用？这显然是同类相推、振聋发聩、通俗易懂。
在“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齐桓晋文之事》）一段中，“不举一羽”“不见舆薪”和“不保百姓”的本质都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可为而故意不为，即“不用力”“不用明”和“不用恩”，这几者都是本质相同的一类情况，故而是典型的类比推理。因此作者在下文接着阐明齐宣王不推行仁政而王天下，并非能力不够，而是自己“不想做”：“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在“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鲁迅《拿来主义》）这一段中，作者以“自诩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 予，不 想取得”的尼采类比“自诩丰富大度，只想送 去，不 想拿来”的“送去主义者”，以尼采的“发了疯”类比“送去主义”者“亡国灭种”的严重恶果和可悲下场。因为“送去主义者”和尼采在本质上都是盲目自夸、一味“给予”，所以可以从尼采的结局类推出奉行“送去主义”的悲惨结局，从而戳穿了“送去主义者”“只是送出去”的荒唐论调和滑稽行为。由于二者本质相同，所以不能把它还原成一个明喻句。
综上所述，比喻论证中本体与喻体是本质不同的两种事物，且二者具有某种相似点，所有采用的比喻论证的语段，都可以将其还原成一个个形象生动的明喻句。而类比论证则重在“类比推理”，它采用同类相推的论证方式，其客体与主体都是本质相同的一类事物，故而无法将其还原成一个明喻句。
倘若要辨别某语段究竟采用了比喻论证还是类比论证，我们首先要看语段中涉及的几种事物的本质是否相同。其次我们要知道比喻论证侧重于通过相似性来解释和说明抽象概念，而类比论证侧重于通过共同特征来推断未知事物的性质。比喻论证会使用具体的比喻对象来说明道理，类比论证则通过比较已知事物的相似性来推导未知事物的性质。如果发现二者本质相同，且无法还原成一个明喻句，则是类比论证，反之则不然。如此化繁为简，再复杂的情况也能轻松判定。
由此可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魏征多处采用的是比喻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