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森对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期待：“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钱学森作最后一次系统的谈话，主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此后媒体将他提出的问题概括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这便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2023年7月8日，深圳医学科学院（筹）创始院长、深圳湾实验室主任颜宁发布了一条微博，她表示最近参加了一次博士生推免面试，面试过程中她提出了一个问题：“假设时间来到十年后，你已经成为一名独立带领一个实验室的博导，你拥有所需要的所有资源，那你最想探索的科学问题是什么？换一种说法，这一辈子有什么科学问题或者技术难题，你能解答或者突破，就觉得今生无憾了？”只是这些国内最顶尖的学子们，没有一位能给出让她眼前一亮的答案。
　　颜宁之问和钱学森之问，虽然内容不一样，但背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教育培养的体制机制出现了问题。学生从来没想过这些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他们也从来不想思考这些看似无聊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和高考没关，和考研也没关，都是无用的问题。他们关注的焦点都是自身，受精致利己主义所局限，因此，他们思维的视角压根就无法触碰到这些方面。也因此，教育应当培养学生具备这方面的意识，有往这些方面思考的习惯，而这恰恰就是可贵的家国情怀。这才是青少年学生今后能够成大才、擎苍天的牢固根基。
　　颜宁之问，虽然是科研领域的学术问题，但反映的却是学生的科研志向问题，往哪些方面发展，走什么路的问题。例如，搞科研最想搞什么？最想往哪方面发力？是攻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技术卡脖子的问题？还是想帮助人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棘手难题？如果有高远的志向和追求，便能给科研注入一股强劲的动力，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攻坚克难，无往而不利。因此，做研究不能只是为了一己之私，要心中装着国家和民族，具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为了完成这一追求，虽“九死而不悔”，这才是一位有志青年应有的志向。
　　学术问题反映的也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如何对待学术？怎样对待科研？虽然是“小视角”，但反映出来的是“研什么”“为谁研”“如何研”等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青少年人生的总开关，既关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也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我们不得不重视，不能不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青年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应扣好。”如果学生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或者有过这方面的想象和联想，有过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那么对颜宁教授的提问就不会如此茫然，以至于手足无措。这些参加面试的本科生或硕士生，个个都学业成绩优异，许多还发表过不止一篇论文，可谓是资质优异。但恰恰是如此优异的学生，因过于关注自己的学业，一味孜孜以求于“前途”和“钱途”，从而忽视了自身品德、价值观等其他方面的修养和学习，才会在回答问题时出现卡壳或卡顿现象，这也从侧面暴露出了教育短视的问题。
　　当然，“颜宁之问”还反映出了教育过程中的其他问题。如，能否给孩子留下足够的“造梦空间”？梦想并不是毫无来由的灵光乍现，往往来自实践、问题和兴趣。青少年学生唯有走出分数的桎梏，打破条条框框的枷锁，才能拥有思考的时间和自由，使想象拥有驰骋的空间。而要达到这种效果，就需要学校和教师回到教育的原点，秉持初心来教，保持初心来育，才能真正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近年来，“双减”文件的下发，《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等各项文件的出台，就已经为课改、教改吹响了冲锋号。因此，学校当选好教育的基点，重新出发，培养出具有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的未来中国梦的建设者。